白先勇：从小我就朦朦胧胧感觉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

不少人或许知道白先勇先生是一个勇敢的同性恋作家，1976年，他写了有同志恋情题材的小说《孽子》，这也是华文文学同性恋书写的开山之作，是划时代的作品。

但关于白先勇的恋情，更能表达他自己的是那篇感动千人万人的“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树犹如此》。

这篇散文，是为纪念他的同性恋人、生死之交王国祥而作。白先勇说，他和王国祥的感情里，“包括朋友、爱人、儿时默契的伙伴等多重含义。”

下文节选自《树犹如此》。在书的附录中，面对访谈，白先勇还讲述了自己关于同性恋的一些看法。

▲ 《树犹如此》节选

理想国丛书《树犹如此》

白先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年树木，我园中的花木，欣欣向荣，逐渐成形。那期间，王国祥已数度转换工作，他去过加拿大，又转德州。他的博士后研究并不顺遂，理论物理是门高深学问，出路狭窄，美国学生视为畏途，念的人少，教职也相对有限，那几年美国大学预算紧缩，一职难求，只有几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论物理的职位，很难挤进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曾经有意聘请王国祥，但他却拒绝了。

当年国祥在台大选择理论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鼓励。后来他进伯克利，曾跟随名师，当时伯克利物理系竟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师，王国祥对自己的研究当然也就期许甚高。当他发觉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无法达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就断然放弃物理，转行到高科技去了。当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实现，这一直是他的一个隐痛。后来他在洛杉矶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卫星。波斯湾战争，美国军队用的人造卫星就是休斯制造的。

那几年王国祥有假期常常来圣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头一件事便要到园中去察看我们当年种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阵子来，看到后院那三株意大利柏树，就不禁惊叹：“哇，又长高了好多！”柏树每年升高十几呎，几年间，便标到了顶，成为六七十呎的巍峨大树。三棵中又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要高出两侧一大截，成了一个山字形。山谷中，湿度高，柏树出落得苍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辉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我的花园终于春意盎然起来。

一九八九年，岁属蛇年，那是个凶年，那年夏天……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来。起先我以为暑天干热，植物不耐旱，没料到才是几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呎的大树，如遭天火雷殛，骤然间通体枯焦而亡。那些针叶，一触便纷纷断落，如此孤标傲世风华正茂的长青树，数日之间竟至完全坏死。奇怪的是，两侧的柏树却好端端的依旧青苍无恙，只是中间赫然竖起槁木一柱，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只好叫人来把枯树砍掉拖走。从此，我后院的西侧，便出现了一道缺口。柏树无故枯亡，使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心中总感到不祥，似乎有什么奇祸即将降临一般。没有多久，王国祥便生病了。

白先勇与中学时代至友王国祥合影

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

（访谈者：PLAYBOY杂志，以下简称P）

P：你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

白：我想那是天生的。

P：在外国，尤其是在英国，中学、大学的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现象相当普遍。在台湾和香港，由于社会和道德的压力，这种事至少在表面上不常发生……

白：那也不见得。台湾的中学，因为男女分校的缘故，同学之间有亲密感情的也不见得会太少，尽管这种感情是过渡性的。你可以问问台湾的男孩子，他们在中学时期，大都有形影不离、分不开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很暧昧，也许是不自觉的。香港的情况不一样。说到香港，我倒要问，香港到现在（同性恋）还是违法的吗？

P：还是不合法的。

白：就是嘛，有了法律的规定，就不一样了。台湾没有那样的明文规定。

P：不过，香港的青少年未必都知道有那么一条法律，他们只是有一种犯罪感……

白：但犯罪感还是因为法律而生的，法律上规定不许那样做……

P：在大陆，许多男孩子牵着手在街上走……

白：对，满街都是。

P：外国人见了一定会以为他们是同性恋的，但在中国，那却是很自然的事。

白：我觉得那是一种珍贵的感情。人与人之间，发诸自然的感情都是可爱的，自觉地去扼杀这些感情倒是污辱人性。

白先勇

P：你刚才说，中学生之间近乎相爱的感情往往是过渡性的。事实上，无论过渡是自然而然，抑或是自觉的压抑，绝大部分人到了一个阶段就会改变。

白：绝大部分都是如此的。对同性的爱慕是青少年时期的感情，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把感情改放在异性的身上，当然也有人继续下去。改变的原因复杂不一：对异性的渴求、对家庭的向往，又或者由于社会的约束和压力。美国的情况很有意思，一方面很开放，许多州都取消了反同性恋的法条，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这问题的态度虽然比较香港宽容得多，但也要看哪个圈子。文艺界、文化界基本上是相当宽容的，所谓straight society的“端正”人士，却仍旧相当忌讳这个事情。

我觉得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一样呢？人生下来，本来就各有不同嘛，即使是异性恋，每对恋人的爱情都不一样。我觉得凡人都需要爱，无论是怎样的人，而且除了在感情的领域之外，同性恋者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P：同性恋跟对异性的畏惧有没有关系呢？《寂寞的十七岁》里的杨云峰害怕女孩子，你自己年轻时是否也有过这种心理？

《寂寞的十七岁》

白先勇| 著

花城出版社

白：我想一般年轻的男孩子对异性都有或多或少的惧畏。成熟之后，这种心理就会消失。不光如此，我觉得同性恋不但不怕异性，而且往往能够与异性结成好朋友，建立很积极的友情，也许那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当然，肉体的结合是一种很宝贵的经验，但有时候，不论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超肉体的、精神上的结合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可贵的。美国诗人Allen Ginsberg（艾伦·金斯堡，“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与他的男朋友……

P：Peter Orlovsky。

白：对，Peter Orlovsky。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Ginsberg后来在回忆里称那次交谈是soul exchanging，灵魂交换，好像在这世上找到另一个自己。我对同性恋是这样看：异性恋所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找寻的往往是自体、自己、self，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一个基本的不同。

P：男女相爱而结婚或同居，生孩子，好歹是一辈子的事，一对同性恋人却似乎很难保持一生一世的关系。

白：那是一定的，因为异性的结合有家庭的鼓励、社会的保障、法律的约束、对儿女的牵挂等等因素把两人锁在一起。感情因素当然很重要，但夫妇关系的维系并不单只凭感情。相反地，一对同性恋人在一起生活，可以依赖的却只有互相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多变的、脆弱的，往往禁不起考验，再加上外界的压力，就更难长期地维持下去。因此，同性恋人要长久在一起，必须克服加倍、加倍的困难。不过，在同性恋人中也有白头到老、终身厮守的动人故事。我写过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文中所论很能代表我个人对同性恋的看法，题目是《贾宝玉的俗缘》，希望你有机会找来看一看。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白先勇| 著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觉得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神秘的东西，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百分之百了解人性。人性中有许多可能性，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一百对男女有一百段不同的爱情故事。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规定一夫一妻、结婚年龄等等，人的感情却不可能因此而理性化、制度化。同性恋，同性之间所产生的爱情也许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同性恋不是一个“突变”，而是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宗教、超阶级、超任何人为界限、自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的现象。其实我也不懂得其所以然，只知道它的存在。世俗的法律规定只是为了方便于管理一群人，这些规定往往能够适合大部分人，但不一定适合其余的那一小部分。法律如是，社会的习俗也一样。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异性恋——金赛报告说，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异性恋——因此也难怪全世界都以异性恋为正常，世界各国的法律都以异性恋为标准。然而，从来没有一套法律、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灭人性中同性恋这个部分。

对于同性恋，像对人性中其他的因素一样，我们应该深入地去了解，了解也许可以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容忍。同性恋者也有权去表达他们人性上的需求，因为他们也跟任何人一样，都需要爱情、友谊和沟通。我的看法是这样。我并不同意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中某些人的言论，他们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同性恋者高人一等。我并不认为有特别抬高同性恋的必要。其实，大家都是人，平等的人，最要紧的是互相了解，了解之后就会产生容忍。

P：虽说人人平等，但在实际的社会里，人却并不平等。在世人——社会上的大多数——的眼里，同性恋始终是一种异端邪行。你小说中的人物，就往往处于“边缘人”的位置。

白：我就是觉得marginal man最有意思。我最不会写中产阶级、“典型”夫妇的生活，可能我不擅于描写“大多数”。

白先勇书籍封面

P：在西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之中，同性恋多得不可胜数，有人甚至认为同性恋是艺术家和作家的“理想人生”！

白：其实那也有点道理。同性恋一向是社会上的少数派，社会的道德习俗都不是为他们而设的，有时甚至是反对他们的。因此，他们不从俗，对事物有独特的看法。那的确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材料。艺术家不能自囿于成例、俗见，必须有独往独来的感性。处于“边缘”的个人以及民族，如犹太人、爱尔兰人等，有大成就的着实不少。这同时也因为他们受到中心社会的排斥，经常要提高警惕，注意四周，因而对人和事物往往都比较敏感。

P：但被排斥、受压力，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处境是不好受的吧？你从来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随俗而安？

白：我当然体会到、感受到外界的压力。不过我想我自小便是一个蛮能保持自我的人，即是说，我不会因外界而改变自己，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压力足以改变我。

PLAYBOY中文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号

同性恋这个事情我一向不认为是种羞耻

（访谈者：刘俊，以下简称刘）

刘：您在谈到《玉卿嫂》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您说主要是反映一个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死亡和爱情问题。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认同危机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您本人有没有这个问题？

《玉卿嫂》剧照

白：有，绝对有。

刘：有，那么具体内涵是……

白：很多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的背景，这个跟我的历史观的变化很有关系。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在大陆的童年世界，虽然已经有很多波动，因为我童年经过抗日，但那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世界，在我个人来说，家境那时候也好，可以说是我爸爸得势的时候，在中国那时已经是蛮高层的家庭，我们其实是不自觉地过着那种贵族的生活。后来一下子，四九年以后到台湾去，我父亲的政治地位跟整个社会、整个国民党，突然间的一种转换。那时候我当然不是那么懂，可是我想对我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这对我认同感方面的问题影响很大。

第二，在文化方面，现在回头想想，我父亲他们那个时候，以他的那个年纪，我们家里，并不是《家》、《春》、《秋》那种东西。其实我妈妈也很反封建，也是一个革命分子。她奶奶要裹她的脚，她大反抗，她那时才七八岁，脚痛得“哇哇”大哭，跑去踢她奶奶的门，后来放掉了。她跟我爸爸结了婚以后回广西去念师范，还参加过学生游行。我爸爸那时候参加辛亥革命，在他那个时代他们是第一代往前走的人。我出生在那么一个家庭，慢慢也很受儒家的思想熏陶，但我们生为第二代，往前更跑得快了。

刚刚说同传统冲突，其实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文化危机一个一个接连不断，除了历史、政治以外，我们回头看看，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大崩溃的时期，而我们就卷入其中。后来我们从桂林到重庆，然后到上海，住在上海。在中国来讲，上海是西方文化的窗口，洋派。在这种环境下，我对西洋文化，已经有些沐染。然后在香港，又是一个洋化的地方。到台湾后又念西洋文学，所以西方文化对我的冲击必然造成认同上的各种各样的适应问题。那时也不懂，现在回头想想那时一定很复杂的。所以我想文化上的认同也有各种的冲突。

第三，我个人的成长。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我在很小就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这种情形下，就觉得与人不同。

刘：大概什么时候？

白：我大概很早，童年时候就觉得与人不同。我在很早就意识到这种，背负了一种认同上的……

刘：那时候您父母不知道？

白​：他们不知道，我自己朦朦胧胧的，觉得这种个人感情好像与人不同。这样子以后，尤其在我青少年那个阶段，我就变得很孤立。这个identity，这种认同，对我也很重要，对我整个的文学创作，很重要。因为同性恋者的认同必然地觉得自己是受了社会的排斥，他们是少数人，他们的道德观也不接受世俗的道德，他们有很独立的看法，很多很多文学家、艺术家，都跟这个有关。这个跟我的独立思考很有关系，我青少年时代的认同危机，也同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

刘：您是在什么时候在心理上很坦然地对待这个问题的？

白：很坦然告诉别人的时候？

刘：不一定是告诉别人，就是您自己心理上没有负担了，您自己已经释放自己了，认为自己在道德上……

白：我一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种羞耻。

刘：很小的时候？

白：一向不认为。而且在我来讲，可能我比较奇怪一点，我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还觉得是一种骄傲，有不随俗、跟别人的命运不一样的感觉。我想我跟很多人不同，有些人有同性恋的问题，因为社会压力，觉得有些难以启口，抬不起头来。但同性恋对我来说，造成我很大的叛逆性，这个是满重要的一点。

一九九〇年九月于上海静安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