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同志
同性恋是非正常性关系？
王辉城
就在今天，《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出台了。
其中一则令人非常不安：“表现和展示非正常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等”。其中，把同性恋与性侵犯、性虐待、性暴力等同。
虽然同性恋群体一直遭受污名化，但这些年随着娱乐的发展，催生出同性恋审美文化来。如“腐女”群体，影视热门CP、BL、百合啦。大众对同性恋的认知，也逐渐走出蒙昧。
他们性向是否正常，已经无需讨论——毕竟德国、新西兰、美国的一些州同性恋已经可结婚。冰岛最高领导人亦是同性恋。
我们应当讨论的是，同性恋是否能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前些年，读过关于同妻生活的文章。几千万的同妻们，把最好的青春奉献给爱着男人的他，再也没有什么事比这更加糟心了。
不准表现同性恋，自然是害怕某些影视借腐女文化、CP大肆炒作或宣扬同性情欲。在娱乐至死时代，只要有生意在，任何一种欲望都会被肆意放大。《通则》的担忧，也许出自于此。
读大学的时候，我对性社会学兴趣颇深。自然，同性恋文化也纳入自己的视野。下面，推荐李银河教授的《同性恋亚文化》 这本书。李银河老师虽然没有提出深刻意见，但亦可了解一下上世纪90年代北京同性恋群体的生活状态。
在阅读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某些段落时，一种熟悉的文风扑面而来。那种充满智慧的幽默，以及在讲述故事之时叙述技巧，无不令我想起了王小波。虽然当时是在怀疑，但终究只是心底下的怀疑，并未断然结论。
而在前几天，我的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原来《同性恋亚文化》这本书以前叫做《他们的世界》，里面有些章节是王小波捉笔的。
就书名而言，我比较喜欢“他们的世界”，而不是“同性恋亚文化”。后者一本正经的面孔，充斥着学院派的风格。
虽然从书名上来看，后者可能更能体现价值中立以及科学理性的态度，但未免太过于冷冰冰。而前者，就显得更具文学气息。他们的世界，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悬疑和诱惑。
如果熟读王小波的读者，则很容易联想到《寻找无双》中王安老爹的名言，世界上有两种人，一是我们，另外就是他们。王安老爹还说了，世界上有两种人，一是我们，还有就是奸党。“同性恋”虽然未必会被归入“奸党”之中，但很无疑的会是“他们”。
《同性恋亚文化》讨论的是男同志的生存空间以及他们的情与爱。根据书中所言，他们生存空间并不如意，遭受了多重压力。一是法律上的语焉不详，二是道德压力。
法律上的语焉不详导致同性恋在法律地位上的尴尬与模糊，所以会出现许多“清理活动”。
比如说警察会定期去同性恋活动场所——公园、公共厕所、公共浴室——捉捕同性恋者，而有些人也会利用这种行动。书中出现敲诈的例子，这就足以证明在法律盲点所带来的弊端。
道德压力则来源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比如说传宗接代。书中很多同志迫于家庭或者生殖压力而选择了成立一个符合于传统价值观的家庭。这种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造成畸形的家庭，二是对女人的权利的漠视。
性爱作为家庭的一个重要部分，很难想象一个同性恋者跟异性会有圆满的性爱。书中比较惊骇的例子颇多，比如有些同性恋者不堪家庭压力，随便找了个女人，生了孩子。虽然在表面上，他们的婚姻关系挺和谐的。
事实上，在性方面上同性恋者很少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妥协。一是恋人，一是老婆，在性上怎么办呢？
有些人就想出了一些“绝妙”的主义，把老婆培养成一个性冷漠者。当然，这是比较缺德的做法。中国传统女性在性上大多都是比较保守，也没有很好了解自己的身体以及本身的欲望。
《同性恋亚文化》此书完成于上个世纪，现在21世纪已经走到了第十八个年头了。同性恋的生存环境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变化肯定是有的，但不会有太多的变化，或者说根本性的变化。
《南方周末》曾经刊登一文，《出柜——首对大学生同志情侣公开身份始末》，讲述的就是同性恋公开化问题。那对情侣无疑是幸运的，因为相比于多年之前，同性恋不再被视为一种堕落的道德现象。
王小波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有些老先生一听到同性恋这个词就极力否决，认为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级玩意”。
《出柜》中的父母倒是“出奇”地开明，虽然一开头母亲听说儿子是“GAY”，柔肠寸断，以泪洗面的，但是后来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表示“不干涉儿子”。父亲也说“只要儿子幸福比什么都好”，虽然他们还是希冀儿子能完成传宗接待的任务。
如果剔除了一些新闻采访中的刻意回答之外，这些开明之中有多少是“父母”为了应付“媒体”而表现的，依然是一个谜。当然，我还是乐意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开明。
除了民众的观念得到一定的进步之外，网络的兴起也为同性恋拓展了更加开阔的生活空间。单单我所观察几个同性恋网站和豆瓣小组，他们的生活并不见得黑暗。
诚然，网络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同性恋的空间，然而这远远不够。因为人毕竟是社会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虚拟空间之中，况且在虚拟空间中，情欲未必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中，情欲永远是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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