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同志三年前，当孙文麟与胡明亮手牵手走进民政局登记结婚却遭拒绝之后，推动“同性婚姻法制化” 这件事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孙文麟与胡明亮——任何关注同性婚姻法制化的人，对这两个名字或许都并不陌生。
今年初，一名荔枝 FM 的主持人，采访孙文麟之前，表达出自己的紧张与激动之情，他说：“对我来说，他就是我们（同志）的英雄”。
孙文麟今年 29 岁，“英雄” 这个标签放在他身上显得有些沉重且格格不入，事实上也不必如此。
“之前打官司的时候，有人把我称为英雄什么的，但其实我没什么政治热情，也没有很大的野心，只是我的不富裕让我看起来像是英雄。我为同性婚姻所做的一切，更多的是为了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有点市侩和小人物的心态，因为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孙文麟说。
1.
2015 年 6 月 23 日，孙文麟跟伴侣胡明亮交往满一周年，他们前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的民政局登记结婚，但由于两人都是男性，遭到民政局拒绝。此后，他们前往法院起诉芙蓉区民政局，理由是涉嫌 “行政不作为”。
隔年一月，这场官司以败诉收场，他们从此也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
孙文麟（左）与胡明亮（右）
2016 年 5 月 17 日，这天是“国际不再恐同日”，孙文麟与胡明亮在长沙市浏阳河婚庆公园举办婚礼。这场 “不平常” 的同性婚礼，吸引一百多位民众以及十几家媒体到场。
这样的盛况不是孙文麟预先料到的事。早在孙文麟状告民政局之前，北京分别有两对同性恋伴侣于 2012 年、2013 年到当地民政局登记婚姻，但都没能得到太多关注，这让孙文麟以为自己登记结婚后的 “待遇” 应该差不多。
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差别除了孙文麟最后选择通过司法的方式捍卫权益，还有 “时间点”。
根据长期关注 LGBT 议题的媒体报道评选活动「中国彩虹媒体奖」的监测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主流媒体对于同性恋议题的报导开始趋向正面，数量上也有显著提升。2015 年，主流媒体的报导数量更达到历年监测数量的巅峰，一共有 867 则新闻。
“当时官司打完，有媒体朋友建议我们应该要抓住热点，我觉得有道理，所以就在国际不再恐同日办婚礼，其实那天更像是新闻发布会。我当时在婚礼上说的话，都是在讲同性婚姻，讲试图说服人的话语，并不是个人真心话。” 孙文麟补充：“之后还想补办一个不带有政治色彩，纯感情的婚礼。”
婚礼当天，孙文麟的母亲余海阳（化名）以及胡明亮的父亲都来到现场。余海阳给这对新人送上玩具的“结婚证”，期许他们可以早日拿到真的结婚证。婚礼当天，孙文麟与胡明亮在来宾面前送上戒指、亲吻对方、说出誓言……就如同其他婚礼一般。
胡明亮回忆婚礼时则说，这是几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他（孙）那天不怎么紧张，反倒是我有点紧张。因为我有时候说话会乱套，但不管我表现怎么样，我知道我自己是很开心的。”
孙文麟与胡明亮举办公开婚礼
2.
2017 年 10 月 28 日，这一天是台湾的第 15 届同志大游行，距离台湾司法院释宪表示现行法律不允许同性婚姻是不合乎宪法的事件，已经过了 5 个多月。
孙文麟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与一名男子的合照，文字写着：“希望他们能看到大陆实现同婚立法的那天”。与他合照的男子就是 “台湾同性婚姻维权的第一案”，也就是被称为全台第一个出柜的男子——祁家威。
祁家威一如往常戴着彩虹头带、身披彩虹旗。 40 年来，他就是以这身装扮穿梭在台湾各地街头，一人独自走在同志运动前头。直到台湾司法院释宪的那一天，祁家威瞬间成了镁光灯的焦点。
台湾司法院释宪当天，同志团体聚集在立法院外等待结果（图 / 陈莉雅）
综观各国的婚姻平权道路，“第一案” 都有其精神意义上的代表性，孙文麟自然不例外，他与胡明亮受到越来越多媒体关注。
一般在媒体前发声的是孙文麟。他平时就活跃在社群网络上，以贴吧来说，孙文麟在 7 年里，担任过“出柜吧”与“同性恋吧”的吧主，期间发了将近 5.8 万贴子，大多与同性恋信息有关。此外，他也创建 “平等家庭网”，关注中国婚家法制议题。
尽管孙文麟并不是律师或是专业学者，但每当谈起同性婚姻的议题时，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对方，自己现阶段研究的成果，以及现有的研究中最多的迷思是什么。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的负责人彭燕辉，过去在长沙市的同志组织与孙文麟合作过几次，他用“坚持”形容孙文麟：“他在（同性婚姻）这个话题上做了很多的功课，明白自己要什么，也知道现阶段发生什么事。但周围的人了解的基础或许没有他多，这个时候怎么说服其他人是个很重要的事。因为他没办法一个人就创造改变，需要卷入更多的人。但怎么卷入更多的人，我想他是有意愿做这件事。”
无论是接受采访或回应网上批评，孙文麟的态度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他的话语之间少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即便话题正涉及：出柜时与家人的冲突、网络的谩骂、不愉快的青春期、创业失败，或是与胡明亮的爱情等，他都会用相同的态度回应：“你问我什么，我都会说。我的故事没什么好不能说的。”
一次的采访当中，孙文麟说，当初会想告民政局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去登记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很恶劣，我跟他说不要那么官僚，对方回应我‘我就是官僚，你去投诉我’，然后还叫保安来驱赶我们。”
官司败诉之后，孙文麟曾因为媒体的拍摄要求，多次前往民政局，“我后来很不想再去，每次去的时候，民政局的人看到我都很惊恐，马上把主任叫来，主任露出很烦我的样子，似乎觉得我特意来为难。这种感觉很难受，好像我是一个怪物一样。” 孙文麟认为结婚应该是喜事，但民政局人员的恐惧和厌烦反而破坏了结婚的兴致。
孙文麟和胡明亮可以说是全然地在公众面前出柜了。
“我们站出来了之后，别人就可以看到我们。我们也就不用躲在黑暗当中。” 胡明亮认为打官司之后，至少也起了不错的改变。
目前，孙文麟的微信签名上写着：“同婚法制化和婚家去法制化，我的立场是，两者都支持。”
在他的朋友圈里，看不到花花草草与风花雪月，几乎都与同性恋权益有关，除了转发自身推动的同性婚姻法制化，他也记录其他同性恋情侣的婚礼。两年前，孙文麟发起一项活动，说是要记录 100 对同性恋情侣的婚礼。
胡明亮说这几年，孙文麟在家的时候，大多都是不停查看推动同性婚姻的资料。而他就是在旁边滑手机、看电视，打发时间。“偶尔，我也会希望孙文麟多注意一下生活其他的事。”
孙文麟发起的“100 场同志婚礼” 计划
3.
孙文麟与胡明亮都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
今年 39 岁的胡明亮比孙文麟年长十岁，两人在湖南省长沙市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养着一只名为“テレサ”（ Teresa ）的英国短毛猫，过着他们口中的平凡“小生活、小日子”，客厅则挂着他们两人在婚礼前拍摄的婚纱照。
2014 年 6 月 23 日，孙文麟跟胡明亮通过男同性恋的 QQ 群认识。
孙文麟说第一眼见到胡明亮就被他的外表吸引，觉得他穿保安服的样子很好看，两人第一天就发生性关系，接着开始同居，“在他（胡）前面还有一个男友，想跟他结婚是因为跟他在一起超过半年，我们才确认情侣关系。我从来没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超过半年。我现在对他而言也是在一起最久的伴侣了。”
他们一起生活超过四年，目前正在装潢外婆留下的房子，装修好了之后，孙文麟与母亲余海阳以及胡明亮会一起搬过去住，过上三人生活。
胡明亮说搬过去之后，每个月就能减少一至两千元的房租开销。
胡明亮在物业的保安组工作，至于孙文麟，除了一些兼职的工作，大多的时间都在协助装修以及推动同性婚姻法制化。从打官司那天起，孙文麟就辞去“网站编辑”的正职工作，全心投入同志公益活动，“总不能一直请假吧”， 他说。
此前，孙文麟曾在长沙市开一家茶室，为同志社群提供活动据点，但开了一年之后就关了，“那是我唯一一次创业，失败了”。
孙文麟最近正在考虑重回职场：“我打算等我家装修完了之后去找份全职的工作，带五险一金的那种。”
胡明亮说他从来不催孙文麟找工作，“我工资也不高，他的时间都在同志公益上，也没有别的收入，其实是很难过日子。不过我只会说，如果你自己愿意找工作，就去找工作。”
“他的性格非常温和，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性格一点都不好，长年累月下来，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就是对身边的人讲话非常不客气。”孙文麟说。
孙文麟说自己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有过非常“愤青”的一段时期：“当时常看到社会上的负面新闻，对公共事务很不满意，我在微博、贴吧就是会经常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愤青到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觉得自己是键盘侠的形象，后来了解到一些什么新道德主义阿，发现自己的面孔真的很可怕。”
4.
跟一般人相比，孙文麟算是相当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
他说自己在 5 岁时就曾对男孩子动心；12 岁在网络上看到一男一女的裸体图，发现自己对男体比较感兴趣；13 岁主动通过网络积极与男同志接触，进入情欲探索的阶段。
“我了解到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这段期间其实开始在约炮了，当时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就叫我去好好读书。我是觉得这些经验，应该有影响到我对降低婚龄（至 18 岁）的看法，总觉得社会不应该有这么强的保护主义。”孙文麟说。
青春期的荷尔蒙加上与主流社会的性别认同矛盾，让孙文麟进入与家人冲突最激烈的时期。
孙文麟的父母早年离异，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就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余海阳从爷爷、奶奶那里得知孙文麟初中就不爱回家，有时还会带男孩子回家。余海阳说自己这个时候察觉到不太对劲，“我记得他小时候大概 3 岁吧，很喜欢穿高跟鞋和裙子，还有一次是乱玩我的口红。但我真的都没有进一步去想说可能是性取向的问题，觉得是调皮，当时只会跟他说，不准穿，男孩子穿什么裙子。骂过好几次之后，他就没有再穿裙子了”。
随着年纪渐增，他与家人的冲突越演越烈。2003 年，孙文麟 14 岁，在奶奶的 70 岁生日宴上，亲戚随口说：“可以开始带女朋友回来了”，孙文麟直接回答：“我喜欢男生”。这个回应立刻引发父亲的愤怒，回家后，孙文麟的父亲对他大打出手。
“我跟我爸最激烈的一次冷战就是，两个人在院子里看到好像不认识一样，然后一起上电梯，进房间，回房间，完全像不认识的人一样。” 孙文麟说。
一直到孙文麟跟胡明亮交往，甚至打了官司之后，孙父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跟胡明亮说话。胡明亮说，前几年的中秋节，孙父头一次和他说话：“你跟文麟在一起之后，要过好日子。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
刚出柜的时候，孙文麟找很多同性恋的资料与电影给余海阳，就是希望母亲也能理解“同性恋倒底是什么”。
余海阳说自己上班期间接过孙文麟的电话，哭诉活着没意义，“我跟他说，你没有做错什么，真要说有什么错，是妈妈的错，我把你生成这个样子。” 余海阳清楚记得，两人在一次矛盾的时候，孙文麟脱口说出：“是因为你怀孕吃药，才导致我的基因变种。”
“不过，文麟 17 岁那年的母亲节，跟我道歉，说之前说我吃药才害他变成同性恋，查了资料之后，就知道根本不是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没有那么内疚。”余海阳回忆道。
现年 48 岁的余海阳已经全然接受孙文麟与胡明亮，平时都在湖南的同志社群里当志工。她说现在只想帮助更多与她有类似经验的人——痛苦的家长、想自杀的孩子。
余海阳说自己现在特别支持孙文麟争取任何权益，“我每次想起来就难过，但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想到他将来老了怎么办？我特别希望他能有个家，他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需要有他应有的权利。”
5.
9 月 11 日下午 5 点，孙文麟在同名公众号上发表《民法典同性婚姻立法修改意见操作指南》（下称操作指南），向读者说明该如何到“中国人大网”针对民法典的条文，提出修改意见。
有关需要修改的条款，孙文麟列出了 73 项，涉及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的内容。
文章发布不到 24 小时，就累积 10 万+以上的阅读量，转发在微博上的帖子则有 8.4 万次转发、2.1 万则留言、3.2 万个赞。
孙文麟发表《民法典同性婚姻立法修改意见操作指南》
这篇文章试图教导网友如何到 “中国人大网” 提交意见，孙文麟也在自己创建的平台“平等家庭网”上，收集网友联署签名。
如同许多同性恋议题的热文一样，“操作指南” 引起网友激辩，有人表达支持，有人针对条文逐一提出挑战，也有人表示从事这个推动是无效的。
面对网友的质疑，孙文麟说 “操作指南” 是与三位律师一同讨论的，“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法案怎么修，而是继续扩大讨论，无论是像网友们继续骂我，如果能引起讨论，这都很好啊。”孙文麟说。
对孙文麟来说，这份 “操作指南” 更像是沟通工具。回应专业性或不够严谨的质疑，并非他的首要任务。如今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让更多人知道同性恋者有修法的需求。
彭燕辉则认为修法建议的争论无可避免，毕竟同婚议题长期处在缺乏公共讨论的情况下，很多议题不只是进展问题，连基础知识都还没建立起来。
2017 年 3 月，两会之前，孙文麟找了几名律师朋友讨论《婚姻法》的问题，也就是当初登记结婚被拒的法条根据。
孙文麟开始对人大代表进行游说，请求提案。于是他用地毯式的方式，一一打电话给湖南团的人大代表。“我拿了他们的电话簿一个一个打。当时只拿到湖南团的人大代表的电话簿，然后就照着上面的电话一直打，一共有 113 个人。”
孙文麟说大部分的人接起电话，一听到同性婚姻法制化，很快就听到 “ 嘟嘟嘟” 的声音。被挂电话之后，他会改发短信。
最终孙文麟得到三个人的回复。其中一个人在他连续发了一个月的短信之后，决定见面。“我当时感觉很不可思议，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国家要见到立法者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 孙文麟说。
与此同时，孙文麟也在自己的公众号与社群平台上进行联署的呼吁，他告诉《好奇心日报》，联署签名至今已经累积到 30876 人以上。（注：此数量不等于在人大网提交修改意见的人数）
“在大陆最先把同性婚姻提出来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人是李银河老师。但第一次把同性婚姻带到中国法律视野底下讨论的是我和老胡的案子。接着是民法典各分编在起草的阶段成立了六个专家小组，其中婚姻家庭编小组有 31 位全国各地的学者，他们大部分都认为至少从同居的角度来保障同性伴侣的关系，但中国人大网公布出来的版本并不是他们提交给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版本。”孙文麟说。
孙文麟与胡明亮的婚纱照之一
尽管与老胡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但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协助推动同性婚姻法制化？
孙文麟说， “操作指南” 发布的前两天，胡明亮因为牙炎的关系，痛到差点在公司晕倒，接着因为电话没电，又短暂失联。他回忆这天的事，依然感到不安，并强调当时自己内心浮出很多想法，像是如果未来有什么事，需要送医急诊时，自己有资格作为紧急手术的联系人，为老胡签字吗？
“后来我只有一个确定的想法，那就是如果老胡不在了，我想我再也不会推动同性婚姻这件事。我之所以会这么坚持，就是因为我正在过这样的生活。” 孙文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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